Friday, December 6, 2024
袁紹的謀士許攸為何要連夜叛逃到曹操陣營﹖
官渡之戰的交戰方是袁紹和曹操﹐袁紹實力雄厚兵強馬壯﹐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卻正是因為這個燙手山芋導致腹背受敵。恰在危急關頭袁紹的謀士許攸連夜叛逃至曹操營內﹐曹操連鞋子都不穿﹐打著赤腳飛奔過去並聽從許攸的計策﹐偷襲袁紹軍的屯糧之所烏巢﹐從而奠定官渡之戰的勝利﹐乃至定鼎北方。
三國時的謀士﹐按理說是安全係數最高﹐他們不用衝鋒陷陣﹐只需在大後方使勁兒想鬼點子﹐實在按耐不住﹐成為儒將也未嘗不可。更舒爽的是一旦有點名氣﹐哪天要是主公語氣重了點﹐連辭職報告都不寫﹐撒丫子跑到敵方陣營﹐照樣混的風生水起。估計許攸這人﹐就是懷著此等想法﹐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所以﹐他嘴巴上常常是得理不饒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喜歡作死。而與他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許褚﹐就忒不爽許攸的叨逼叨逼﹐有次實在忍不住揮刀把許攸斬了。武夫許褚斬了謀士許攸之後﹐許褚心裏的那檔子怒氣頓時消散無蹤﹐對於老大身邊的紅人許諸知道自己闖下大禍﹐硬著頭皮跑到曹操面前投案自首。
《三國演義》裏曹操並沒有怪罪許褚﹐正史裏幹掉許攸﹐還與曹操脫不了關係。許攸替曹操立下不世之功﹐就跟後來的周瑜幫孫權打贏赤壁之戰一樣﹐主公要是沒點表示﹐豈不是讓身邊的謀士寒心﹖可許攸身死﹐確實沒在曹營裏掀起過多大風浪。這又是啥原因呢﹖其實啊﹐問題還是出在許攸身上。
許攸仗著官渡之戰居功至偉﹐就忘了尊卑﹐市場稱呼曹操為曹阿瞞(曹操小名)﹐換做誰心裏也不好受啊﹐何況曹操這麼個成功人士。對曹操尚且如此﹐可見許攸處理人際關係時多麼不達標﹐他在曹營裏得罪的人比認識的人還多﹐他被許褚砍死﹐那些人不舉杯歡慶已是對他的莫大尊重了。
趙匡胤陳橋兵變是怎麼對待後周皇帝的﹖
要穩固江山﹐兵變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除掉後周的皇族實力﹐那麼趙匡胤有沒有對自己最大的政治敵人進行殘酷的政治屠殺﹖沒有。為什麼沒有﹖我們看看這樣幾年事情。
趙匡胤帶兵攻入都城﹐經過一番激戰之後打入皇宮。這時候符太后和周恭帝﹐也就是七歲的柴宗訓已經知道大勢已去﹐於是相擁而泣﹐之後都換上白色的衣服乘轎子離開王宮﹐避居天清寺。趙匡胤和眾將湧入皇宮﹐四處搜掠﹐宮女紛紛閃避﹑跪拜。這時候趙匡胤看到有位宮女帶著兩個小男孩﹐衣飾不同﹐於是盤問﹐宮女說﹕「這是世宗的兩位王子。」。
面對這種情況有兩種版本﹐一種版本是趙匡胤問眾人﹕「這怎麼辦呢﹖」趙普回答說﹕「帶走吧！」一種版本是趙匡胤自己回頭對眾人說﹕「還等什麼呢﹖」於是左右把孩子抓走了。兩種版本雖然不同﹐但都表現出趙匡胤的真實內心﹐想殺盡周世宗後人﹐斬草除根。只是第一則含蓄一點﹐想必是後人為尊者諱﹐不好說的太直接﹐把惡人讓給趙普去做了。第二種就直接多了。從趙匡胤的生平﹑性格看﹐第二種更符合武將出身的趙匡胤的風格。
兩種版本的故事後來都提到一個人物﹐叫潘美。潘美在楊家將裡﹐也叫做潘仁美﹐是一個大奸大惡之輩﹐是朝廷裡反派人物的代表。而在歷史上的潘美則是北宋初期一位驍勇善戰的名將﹐在北宋平定南漢﹑北漢的時候建立了赫赫功勳。而面對急於清除後周皇族勢力的趙匡胤﹐眾將皆附和﹐唯獨潘美默不作聲。趙匡胤就問為什麼。潘美答道﹕「臣和陛下都北面服侍世宗﹐勸陛下殺掉世宗之子﹐則有負世宗﹔勸陛下不殺世宗之子﹐就有負陛下。」還有一個版本﹐潘美回答﹕「臣豈敢以為不可﹐只是於理未安。」兩種版本都表現出潘美是一個有自己獨立主見的人。第一種直言進諫﹐並且點明殺世宗之子有負世宗﹐這是作為臣子的不忠。一開始我很懷疑這種回答的真實性﹐以為第二種更貼近真實﹐因為表意更加含蓄﹐對趙匡胤的進諫也更加委婉﹐只是於理未安﹐按理當然是不能殺的﹐而理是什麼﹐就是趙匡胤曾經是後周的臣子﹐至少是周世宗提拔﹑信任的臣子。不過仔細想想﹐或許第一種才是真實。潘美此人出名極早﹐在高平一戰之中就立下功勳﹐之後雖然名位不如趙匡胤﹐卻是趙匡胤不可忽視的重要助手﹐和趙關係不錯。而此時還是趙匡胤進入都城的時刻﹐說話當還有幾分兄弟語氣﹐且大家都感念周世宗的恩情﹐因此直言不諱。趙匡胤當然會越來越反感兄弟們的這種語氣﹐於是之後就有了「杯酒釋兵權」﹐確立君臣之分了。
無論怎樣﹐趙匡胤在兵變之初﹐曾經想過殺掉甚至殺盡後周皇室﹐以確保自己皇位的穩固﹐但是他也明白的意識到﹐所有自己的親信﹐都曾經是周世宗柴榮重用﹑信任的將領﹐對周世宗都懷有刻骨銘心的感恩之心﹐如果進行屠殺﹐明顯會危及自己的地位。
於是趙匡胤命人追還一個男孩﹐交給潘美﹐讓潘美收為養子﹐為世宗留下另一支血脈。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副中心在哪裡﹖
中國歷史上承擔政治正中心最長的城市﹐是西安﹑洛陽﹑北京和南京﹐正好是一東一西﹐一南一北。那麼﹐在中國歷史上哪些城市擔任過副政治中心的功能呢﹖
中國現在叫做京的城市只有兩個﹐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南京﹔日本現在叫做京的城市也只有兩個﹐一個是東京﹐一個是京都。其實﹐這是中國古代兩京制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在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京是對於國都﹑或與國都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城市(如陪都﹑留都)的稱呼。中國歷史上有南京﹑北京﹑東京和西京﹐還有上京。不同時期﹐東京﹑南京﹑西京﹑北京﹑上京所指代的城市也不同。
中國自西周以來就實行復都制﹐所謂復都制﹐就是設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都城﹐周武王滅商後為了控制東方而設立雒邑(今河南洛陽)﹐雒邑為成周﹐原來的鎬京(今西安市附近)就是宗周。因此﹐準確地講﹐西周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鎬京﹐一個是雒邑。
西漢和東漢也有兩京﹐東都洛陽﹐西都長安。
隋朝是兩京制﹐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唐朝初期也是如此﹐到了唐代中期﹐中國正式形成了所謂的「五京制」﹐唐朝是最早實行「五京制」的朝代﹐公元742年﹐唐朝以京師長安為西京﹐改東都洛陽為東京﹐改北都太原府為北京。公元757年﹐又置鳳翔府﹐號為西京﹐與南京成都府﹐中京京兆府﹐東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合為五京﹐至此﹐唐代正式確立五京制。
唐代的五京﹐就是北京太原府(今山西太原)﹑東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中京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南京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西京鳳翔府(今陝西鳳翔)﹐這五京是唐代統治的核心區域。對於唐代來說﹐中京長安是正政治中心﹐北京太原府﹑東京河南府﹑南京成都府﹑西京鳳翔府則是副政治中心。
自唐設置五京以後﹐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以及後世朝廷都紛紛效仿。渤海國有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牡丹江附近)﹑東京龍原府(今吉林琿春附近)﹑中京顯德府(今吉林和龍附近)﹑南京南海府(今朝鮮清津附近)﹑西京鴨綠府(今吉林白山附近)。契丹建立的遼朝﹐有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北宋有四京﹐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東南部)﹐可能宋的疆域比較小﹐找不到中京在哪裡﹐只設置了四京﹐如果關中地區的京兆府當作京城的話﹐北宋也有五京。到了南宋﹐只有兩個都城了﹐也沒有所謂的「五京制」或「四京制」了﹐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留都建康(今江蘇南京)。
金有六京﹐金有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哈爾濱)﹑中京大興府(今北京)。
元代其實有兩個都城﹐一個是上都﹐一個是大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上都位於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開平即位。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詔升開平府為上都。1267年﹐忽必烈定都燕京﹐將燕京改為大都﹐同時將開平府改為上都﹐並作為陪都﹐這裡有避暑行宮﹐元朝皇帝夏天在這裡處理政務。
明朝有兩個京城﹐一個是南京﹐一個北京﹐明朝在內地的行政區劃是「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與此同時﹐明朝還有一個中都﹐那就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洪武二年(1369)九月﹐明朝在鳳陽建中都﹐置留守司於此。但是﹐在整個明王朝時期﹐中都除了作為朱元璋的老家﹐具有政治象徵意義以外﹐沒有起到政治副中心的作用。明朝遷都北京以後﹐政治副中心是南京。
清朝也兩個京城﹐一個是盛京﹐一個是北京﹐盛京就是今天的瀋陽﹐1621年努爾哈赤攻佔瀋陽﹐1625年把都城從遼陽遷到瀋陽﹐1634年清太宗皇太極改瀋陽為盛京﹐1636年在盛京稱帝。1644年清朝入關以後﹐定都北京﹐改瀋陽為陪都﹐並設有和北京相近的中央機構﹐即禮﹑戶﹑工﹑刑和兵五部衙門﹐各部的長官為侍郎。
盛京在清朝歷史上也是象徵意義上的副政治中心﹐清朝真正的副政治中心是承德﹐1703年﹐康熙在承德建避暑山莊以後﹐承德正式成為清朝的副政治中心。出於控制蒙古﹑西北和東北的需要﹐清朝皇帝經常來此辦公﹐並接見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首領﹐在清代﹐熱河是僅次於北京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中心﹐有「塞外京都」之稱。
中國歷朝歷代﹐為什麼需要建設政治副中心呢﹖唐代為何設置了五個京城﹖這主要是為了統御全國的需要﹐唐代的五京是唐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有了這五個城市﹐就可以把政治力量擴展到全國。
宋代設置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主要目的是營建已經衰落的洛陽城﹐加強對陝西和河南西部的統治。設置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鄲)的主要目的是防範北方的契丹﹐在這裡營建城邑﹐起到「保家衛國」的作用。
明朝遷都北京以後﹐設南京為陪都﹐主要是為了有一個安全的戰略後方﹐萬一長城被北方少數民族的騎兵突破﹐京師不保﹐可以重新遷都南京。清朝遷都北京以後﹐把盛京作為陪都﹐也是為了有一個安全的戰略後方。
同時﹐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有遊牧的習慣﹐他們入主中原以後﹐喜歡建立行宮﹐春﹑夏﹑秋﹑冬在不同的地方辦公﹐契丹有「四季捺缽制」﹐元朝有上都﹐忽必烈經常來此避暑﹐並辦公﹐清朝皇帝喜歡在北京的郊區或者河北北部的山區建立行宮﹐冬天住紫禁城﹐夏天住圓明園﹐有時候甚至還去承德避暑山莊﹐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建設一個政治副中心很有必要。
中國唐朝的五京制﹐也傳播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高麗王朝時期﹐曾設置四京﹐東京(今慶州)﹑南京(今首爾)﹑西京(今平壤)﹐京都(今開城)。日本至今還有兩個京城﹐一個是東京﹐一個是京都。
露胸能吸引黃帝﹖那是癡人說夢﹐看看後宮等級和規則就明白了
武媚娘是一位美女﹐這一點是毋容置疑了。至於說像不像電視劇裡一樣需要露﹐這點其實不重要﹐後宮佳麗三千﹐就算再露也不一定有機會。武媚娘就是個例子﹐美女多了﹐皇帝也有了審美疲勞﹐所以武媚娘只能通過別的手段來巴結這個巴結那個﹐低三下四的求人來爭取李世民的臨幸。只露胸就夠了﹖那是癡人說夢﹐看看這規則就明白了。
按照後宮等級﹐按照月圓月缺來決定的。每月的前十五日為漸滿﹐後十五日為漸缺。從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輪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則反由地位高的輪到低的。皇后及三夫人有優先權﹐九嬪以下則「九九而御」﹐即每九個人共同承恩一夜。
皇后之下有四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夫人之下有九嬪﹕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九嬪之下又有九位婕妤﹑九位美人﹑九位才人﹐稱為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之下又有二十七位寶林﹑二十七位御女﹑二十七位采女﹐合稱八十一御妻。
初一到初九是八十一御妻﹐每九人共享一夜﹔初十到十二是二十七世婦﹐每九人共享一夜﹔十三是九嬪﹔十四是三夫人﹔十五就是皇后獨享。十六也是皇后獨享﹔十七是三夫人﹔十八是九嬪﹔十九到二十一是二十七世婦﹐每九人共享一夜﹔二十二到三十則是八十一御妻﹐每九人共享一夜。
具體來說﹐皇后兩夜﹐三夫人兩夜﹐世婦六夜﹐御妻十八夜。對嬪妃而言是公平的分配﹐然而對於天子來說﹐既不能自由選則﹐又要一次應付好多個﹐實在不算愉快的事。雖然後宮嬪妃入侍寢宮的規定明明白白﹐但因為嬪妃數目眾多﹐不時有人身體不適或月事到來﹐所以選擇每一夜的當班人很煩雜費事﹐易起弊端﹐因此宮內多半設置「女史」﹐專管嬪妃入侍寢宮的順序。
八十一御妻﹐皇帝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武媚娘如果不耍手段﹐那是萬萬不可能被臨幸的。皇帝也要遵守制度﹐因此眾多後宮女人是難以出頭的。做女人難﹐做皇帝的女人更難。就算是當初衛子夫的「不爭﹑不顯﹑不露」也要有皇帝寵幸為前提。
雍正繼位與年羹堯之死究竟有何關係
當年雍正皇帝親口對年羹堯所說的話仍在耳邊迴盪﹕「朕要是不做一個出色的皇帝﹐就對不起你如此對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報朕對你的知遇之恩。但願我們兩個能給後人做千古榜樣！」現在﹐皇帝還是那個皇帝﹐大臣還是那個大臣﹐君臣之間的關係卻變了﹐徹底變了。雍正在給年羹堯的朱批句句誅心﹐令人難以承受﹕「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臣之跡﹐其乖謬之處﹐斷非無心！」如此嚴厲的斥責﹐簡直是恐嚇。
這一年的十二月﹐對於年羹堯而言﹐確實是寒冬難捱﹐在雍正皇帝的組織下和朝廷大臣的努力下﹐他被定下了九十二款大罪﹐其中大逆罪5條﹑欺妄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其實根本不用92條那麼多﹐隨便將大逆罪拎一條出來就死翹翹了。
年羹堯終於死了﹐他臨死前是怎麼想的﹐已經沒有人能夠知道了。他死的原因是什麼﹖更加沒有人知道﹐但是﹐年羹堯死之前﹐雍正曾經發佈了這麼一道上諭﹕「年羹堯因皇考大事來叩謁時﹐曾奏貝勒延信向伊言﹐貝子允禵在保德州(今山西西北保德)遇延信﹐聞皇考升遐﹐並不悲痛。向延信雲﹕『如今我之兄為皇帝﹐指望我叩頭耶﹖我回京不過一覲梓宮﹐得見太后﹐我之事即畢矣。』延信會言﹕『汝所言如此﹐是誠何言﹖豈欲反耶﹖』再三勸導﹐允禵方痛哭同意。」
這道上諭說的事情是什麼呢﹖又透露了什麼消息呢﹖
它說的是年羹堯在康熙皇帝死後回北京曾經密奏雍正皇帝一件事情﹐事情是說﹐大將軍王胤禵在得知雍正繼位後曾經向前去接替他的大將軍職務的貝勒延信抱怨﹐說雍正指望我向他叩頭﹐沒門！延信聽了之後大吃一驚﹐說你想造反嗎﹖然後勸說允禵很長時間﹐允禵才答應向雍正行君臣之禮。
年羹堯回京向雍正秘密告了允禵一狀﹐而且這一狀告得可不輕﹐無君臣之禮等同於謀反﹐即便是允禵牆倒眾人推﹐也沒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拿他的親弟弟大將軍王開涮﹐這一點﹐深知雍正個性的年羹堯自然知道後果﹐他之所以說﹐肯定確有其事。
雍正接到報告後大吃一驚﹐他沒有馬上相信﹐但是允禵回京後居然先行文禮部﹐詢問見到新皇帝怎樣行禮﹐好像自己不是皇帝臣子一般﹐簡直是令群臣震驚不已﹐雍正更是暴跳如雷。但他並沒有因此喪失理智﹐完全相信年羹堯﹐到了年羹堯雍正二年年底到北京﹐雍正曾問他﹕「允禵的事情﹐為什麼當事人延信沒有奏報。」年羹堯當即表示﹕「皇上可問延信﹐彼必實奏。」雍正反問﹕「如果他不承認怎麼辦﹖」年羹堯回奏﹕「這是他當面和我說的話﹐怎麼能不承認呢﹖」於是﹐皇帝發佈上諭責問延信﹐延信咬定牙關說絕無此事。年羹堯於是百口莫辯﹐這也成為雍正處死年羹堯的理由之一。
雍正之所以公佈年羹堯與他之間的秘密是因為他要為收拾年羹堯準備罪名﹐卻萬萬沒有想到透露了他讓年羹堯在康熙死後秘密監視掌控允禵消息的事實。沒有雍正的命令和要求﹐很難想像年羹堯會沒事找事誣陷一個親王一個貝勒鬧著玩﹐除非他活膩了。
延信咬緊牙關﹐打死不承認的態度說明這件事遠比想像中的更加複雜﹐在雍正登基繼位之時﹐延信與允禵﹐允禵與年羹堯之間究竟談了什麼﹐年羹堯在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這些都是令人好奇的問題﹐不過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們只要知道﹐這道上諭吐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就行了﹐那就是年羹堯與雍正繼位之間有著微妙的聯繫。或者說﹐年羹堯正是因為牽扯進雍正前期仍在繼續的儲位之爭﹐最終引發雍正的強烈不滿乃至厭惡﹐最後下定決心除掉他。
五阿哥永琪曾經深受乾隆喜愛為何其獨子綿億卻被派去守皇陵﹖
歷史上綿億是榮親王永琪與側福晉索綽羅氏所生育的王府中的第五子﹐因其他的孩子都早早過世了﹐所以綿億是榮親王永琪獨子﹐那麼五阿哥永琪曾經深受乾隆喜愛﹐為何其獨子綿億卻被派去守皇陵﹖
從身世成長上來看﹐綿億卻很是不幸﹐榮純親王永琪因附骨疽藥石無醫而病逝於25歲﹐這一年綿億才年僅兩歲﹐在他的印象當中父親的形象都是模糊的。而且乾隆的五阿哥永琪從小便聰慧非凡﹐隨著年齡的增長更是文武雙全﹐屢屢被委以重任﹐每次都將乾隆交代的事務辦得井井有條﹐在世時頗受皇帝愛重。
乾隆曾不止一次地將五阿哥永琪引以為傲﹐嫡子接連夭折的乾隆甚至有了在自己百年之後令皇五子永琪承繼大統的想法﹔奈何五阿哥能力卓越卻命格短暫﹐最終難堪大任便匆匆去世了。若是五阿哥永琪福壽綿長﹐說不準後來真的繼承皇位﹐而身為永琪膝下獨子的綿億則是毋庸置疑的皇太子人選﹐日後父死子繼尊榮延續﹔即便永琪最終沒有登上皇位﹐那必然也是位高權重的王爺﹐身為獨子的綿億同樣能夠襲爵。
現實卻是幼年喪父的綿億不僅沒有得到無上的尊榮﹐而且失去親生父親倚仗的他越發被皇權邊緣化﹐由於從小缺乏父親的教導﹐綿億的德行均無法與其父親當年相提並論。乾隆皇帝起初將自己對已逝皇五子永琪的愛與厚望延續到了綿億身上﹐乾隆皇帝對綿億與永琪神似的聰明好學的品質十分讚賞﹐再加上感念小小綿億幼年喪夫的孤苦﹐乾隆皇帝親許綿億在尚書房讀書﹐自己親自教養這孩子。
但是父親的愛與教導始終無可替代﹐隨著綿億年紀的增長愈發年邁的乾隆皇帝對許多事漸漸力不從心﹐綿億的言行舉止無人教導與規範﹐漸漸溺於聲色﹐不僅身體孱弱多病而且與外界往來甚少。
在乾隆四十九年時年滿二十的綿億被封為貝勒﹔而按理來說滿清王朝的封王襲爵的規則中﹐一般子輩的位分會按照父輩的位分降一級來進行封賞。綿億的父親永琪在世時就已經是和碩榮親王﹐永琪去世後乾隆皇帝還特別為愛子選擇諡號為「純」﹐這一字眼在封建王朝時常有正統嫡系的說法﹐是對皇子位分特別抬高和重視的象徵。所以有這樣位高德重的生父珠玉在前﹐綿億往下降一級的封號也應該是郡王才對﹔故而可想而知被封為貝勒的少年綿億心下定然困惑與不甘﹐常年的鬱鬱寡歡與勞心傷神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他本就體弱的病情。
清高宗乾隆在自己在位後的第六十年禪位於第十五子顒琰﹐也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但此後乾隆仍然訓政三年才壽終正寢﹐嘉慶皇帝也在繼位三年後才得以真正親政掌實權。新帝親征先是風風火火誅殺權臣﹐去邪扶正﹐對乾隆朝受冤獲罪的官員進行褒獎起用﹐還在宗室內封賞晉陞了一些皇室子弟的位分﹐其中就包括了時為貝勒的綿億。
綿億在嘉慶四年被晉為榮郡王﹐因為與自己年齡相仿﹐而且幼年又曾有過在尚書房一同溫書學習的經歷﹐所以嘉慶皇帝對這個只比自己小四歲的侄子很是親近愛護。獲封郡王的綿億還沒高興幾天便收到了嘉慶帝派遣去守皇陵的旨意﹐古代封建社會貫穿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服從思維﹐所以無論綿億願不願意都只能前往皇陵了。
嘉慶皇帝對同齡侄子綿億很是照顧﹐但還派他去做守陵人﹐這是出於早年喪父沒有結黨營私的綿億背景乾淨易派遣的原因且處於皇權邊緣的綿億勢單力孤必然會很好地完成指令﹔況且身為愛新覺羅子孫為祖輩守靈也確在情理之中。兩年的守靈生活結束後綿億被傳召回宮﹐嘉慶帝下令此後守陵人三年一屆從皇室子孫中輪流進行﹔當時被派往裕陵的福長安卻嫌守陵日子清苦便以腿腳不便為由逃脫義務。
臣子們紛紛響應嘉慶帝的心思倡導重罰﹐但常年不在政治中心混跡的綿億卻看不透其中曲折﹐直言腿腳不便守陵確實辛苦﹔這惹怒了嘉慶帝﹐他認為綿億為懶惰之人辯護有失皇室後裔風度﹐於是將其革職罰奉以示懲戒。不久之後﹐以為略施小戒能夠令綿億醒悟的嘉慶帝再次任用綿億﹐令其擔重職﹐但不到一年綿億便再出紕漏。
綿億為兩子取名時不顧皇室傳統私用金字偏旁的字眼﹐因此觸怒了嘉慶﹔因此便被革職並退出乾清門改在外廷當差﹐膝下二子也被嘉慶帝更名為糸字偏旁。俗話講風水輪流轉﹐綿億的政治生涯也並非一直坎坷﹐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在嘉慶十八年的癸酉之變中王公大臣均閉口不言明哲保身﹐只有綿億挺身而出力勸皇帝速還京師以穩定人心。
綿億英勇剛直切身為皇帝分憂的作為贏得皇帝讚賞﹐不僅官復原職還還倍受皇帝寵信﹐51歲病逝後嘉慶帝為他擬定的諡為「恪」。五阿哥永琪英年早逝﹐他膝下唯一的兒子綿億被嘉慶派去守皇陵﹐後來的政治生涯幾經浮沉﹐雖未達到其父生前的政治高度﹐但也算是安穩一生﹐最終被嘉慶帝視作侄輩中骨肉情深之人﹐得到了善終。
宋朝實力弱是因為缺少騎兵嗎﹖
宋朝是中國傳統文化﹐最為璀璨的時期﹐也正是因為如此﹐宋朝的武功就顯得平凡無奇。作為一個強國與大遼﹐金﹐西夏﹐蒙古少數民族政權交戰﹐時常丟人現眼。甚至就連與安南國交手也並不佔優勢。在這樣的基礎上﹐有人就下定義說﹕「宋朝之所以武力不強是因為缺少強大的騎兵部隊！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這種說法有很大的偏頗和漏洞！根據是來記載﹐北宋軍隊的編制中﹐騎兵所佔的比例非常的高﹐一直穩定在18%左右巔峰時期甚至高達30%。比如﹐宋太宗征伐北燕之時﹐10萬宋軍部隊中光騎兵就有3萬人。宋仁宗時期禁軍數量高達68萬﹐光騎兵營就有400個﹐人數高達22萬。儘管裏面有很多濫竽充數的老弱殘兵﹐吃空餉的名額﹐除掉他們﹐從數量上來看﹐還是很客觀。宋神宗變法之後軍隊進行改變﹐裁員眾多﹐讓然留下了12萬騎兵。
再說﹐契丹族全民皆兵﹐但是能夠打仗的騎兵其實並不多。由於契丹本身的原因﹐官兵所用的馬匹﹑弓箭都必須自費﹐國家不提供任何補助﹐實際上契丹皇室禁衛軍號稱3萬﹐其實也就4000人的規模而已。因此﹐從這裏看宋朝的騎兵從數量上來說並不比少數民族少﹐甚至還要多。
下面我們從騎兵的戰鬥力上﹐進行一下比較！宋朝傳承五代軍事法則﹐十分偏好用精銳騎兵發動長距離機動作戰﹐或者與會到敵後﹐斷糧斷水﹐又或者穿插分割﹐集中突破。這種作戰方式﹐十分考驗騎兵的戰鬥力。雁門關楊業率領3000騎兵﹐迂迴到敵後重創遼軍。曹瑋率領騎兵採用中央突破﹐兩翼包抄的戰術打破吐蕃軍隊。從這裏可以看出﹐宋朝對騎兵的運用﹐還是很有心得。值得一說的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政權不同﹐更加懂得騎兵的重要性。
從騎兵裝備上來看﹐宋朝也是略高一籌。宋朝的騎兵﹐基本上都是人﹑馬都配置重甲護身﹐就算與敵人直接交手很少的弓箭手﹐也有全身護甲。武器的搭配也很多樣化﹐有槍手﹐旗手﹐弓箭手﹐鐵錘手﹐長刀手﹐既能遠戰﹐也不怕肉搏。但是﹐為何宋朝的騎兵﹐未能挽救宋朝的敗局呢！
宋朝的騎兵制度有一個很要命的缺陷。宋朝一直堅守「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政策﹐精銳的騎兵部隊﹐一般都在拱衛京師的安全。宋真宗﹐宋仁宗時期﹐一般的騎兵部隊用來守衛四京﹔宋孝宗﹐宋光宗時期七成的騎兵被安置到長江中下游和臨安周邊。反而戰事最激烈的地方﹐很少能看到大批量精銳的騎兵部隊。
第二﹐前線的騎兵﹐分屬於不同的部門﹐根本就無法形成一個主體﹐進行作戰。如此死板的騎兵制度﹐最終導致宋朝的軍隊﹐只能以步兵為基礎﹐進行排兵佈陣﹐很難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衝擊性攻擊力。
第三﹐宋朝缺少戰馬。宋朝根本就沒有辦法像遼金蒙騎兵哪些﹐一人分配多匹戰馬﹐採用歇馬不歇人﹐長距離機動作戰策略。
宋朝的高層﹐也在發展騎兵上﹐一直猶豫不決。當時一匹戰馬的價錢﹐就可以養活25個人﹐這直接限制了騎兵的發展。兩宋時期利用騎兵作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岳飛﹐其他人像韓世忠﹐都一直採用以步兵限制騎兵的戰術。從這裏大家看到﹐宋朝根本不缺少騎兵﹐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之下﹐也經常能出奇制勝﹐大顯神威﹐但是還是敗在了宋朝的軍政制度上﹐宋朝武力不行﹐應該歸咎於統治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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